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贯彻落实

王道甚至认为，老子高于孔子，这除了孔子尝问礼于老子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老子专为求最上乘者说，而孔子则未免于接引钝根云耳（《老子亿》卷下）。

乃至雍正自号圆明居士，亲自讲经演法，乾隆被视为文殊转世。高拱、张居正则更尤重法家之术[[18]]，高拱在其《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中提到官场八弊，首要就是坏法，其余为，黩货、刻薄、争妒、推委、党比、苟且、浮言。

究其根本，在于混淆了儒家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而道家走向以天地宇宙自然的本体和规律替代了古巫鬼神崇拜，但更倾向于以宇宙视角来看待人间，因此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就是天地之内皆草木。从儒家后世的流变而言，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不断与其他思想相融合汇通，因此，儒家的发展与流变史同样也是与其他思想包括外来思想不断辩驳融合吸纳的过程，以下一并略论。自老庄以后，道家隐于天下。这对于法家而言并无不妥，因为法家素来就是以维护王权，强法强国为任。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来看，文明的进步显然体现在知识性、良善性和非暴力性的文明演化趋势上的，而教育毫无疑问是通向文明治理的最重要的手段。在道的基础上，又提出天命和天性理论，随即提出了重教化、重礼仪、独尊儒术、实现大一统的观点[[6]]。此条不见今本《二程集》。

[34]事实上，对朱子而言，作为五行之气的水火木金土之间差异的实质内涵也就是那种通天地之一气在春、夏、秋、冬四时之间往复运行过程中生生之气的不同形态，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无不是生意的具体展现，这种差异的实质不过是生意的作用方式、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这就需要对《中庸》的这一命题做进一步的阐释。这里的一个能字表明，所谓仁者，爱之理的实质内涵就在于仁作为人性是人内在的一种能力。[32]那种被蒸杀、煮熟的种子就是生意已绝之物，故而不再具有生机与活力。

然而，前辈学者虽然对其有所讨论，但并没有对这一命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其理论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③]，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事实上，理学的产生与佛教对传统儒学的批评密不可分，而其中最根本性的批评则是强调儒学不能穷理尽性，也就是对性与天道这一根本性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

[50] 实际上，在现代汉语中的性能一词中仍然可以看到仁义礼智之性的性与能之间的隐秘关联。正如梅洛庞蒂所言，人和社会并非严格地外在于自然，外在于生物学[51]。然而，由于《中庸》的这一说法建立在以天为人格神的前提之下，这一点是朱子所不能接受的。以生或生意解仁构成了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依朱子之见，基于气在四时中所具有的水火木金土五行之间的差异，气的生意的不同形态也具有了不同的命名，这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正是仁义礼智（信）都只是个生意的实质内涵所在。[42] 朱熹：《语类》卷6，《全书》第14册，第256页。如所周知，朱子将对仁定义为爱之理[47]，并进一步解释道：人能事亲而孝，从兄而弟，则是吾之所谓爱之理者 [48]。由于儒者们不能彰明自家之义理，也自然导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所以二程才感慨：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

不难看到，理学家们所面对的，一方面是来自佛学的强大的理论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儒家自身在理论层面的孱弱无力。[27] 朱熹：《语类》卷124，《全书》第18册，第3875页。

作为理学思潮先驱者的李翱曾经感慨到：呜呼，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程颐提出了性即理这一命题，朱子又进一步对它做了阐释。因此，在气化的过程中，气之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内化为人与万物之性。在朱子那里，一方面，性或理是内在于气之中的，另一方面，对应于气在四时运行中所展现出来的木、金、火、水、土五种形态，气之理（性）也相应地表现为仁、义、礼、智、信五种形态。后者则属于人文世界，是价值性存在。草木未华实，去摧折他，便割断了生意，便死了，如何会到成实。[25] 朱熹：《答黄道夫二》，《文集》卷58，《全书》第23册，第2756页。

[③] 关于性即理这一命题，大陆学界相关论文主要有：乐爱国：《朱熹的心即理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吴凡明：《朱熹性即理思想的伦理意蕴》（《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向世陵：《宋代理学的‘性即理与心即理》（《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蒋国保：《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郭晓东：《论程伊川性即理的基本内涵及其工夫论指向》（《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13]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二程集》上，第23页。

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⑤]，而汉国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49]在这一表述中，一个能字也非常明确地表明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人性即是人内在的先天感通能力[50]。

这一状况直到北宋中期也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变，范育也感慨到：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40]就自然界而言，正是因为弥漫于宇宙之中的气具有生意，整个宇宙才会充满生机。

另有台湾学者陈金木的《程伊川性即理说析论》（《国文杂志》，2003年第7期）、韩国学者李东熙的《儒家的道德立论之特性：孟子的性善与朱子的性即理》两篇文章。[41] 这一术语借自康德，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第56页。而在宗密看来，儒家在这一问题上无法像佛教一样做到至于本源。这也是性即理的首要内涵所在。

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 [11]。劈头是春生，到夏长养，是长养那生底。

[33] 朱熹：《语类》卷20，《全书》第14册，第696页。[18] 引文见《张载集》，第5页。

曰：健是禀得那阳之气，顺是禀得那阴之气，五常是禀得五行之理。二是天地万物的本性问题。

[17] 蒋国保：《性即理与心即理本意辨析》。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作为自然属性的生意或仁为何就是善的呢？关于这一点，朱子的如下说法值得留意：仁是个温和柔软底物事。[25] 朱熹：《答黄道夫二》，《文集》卷58，《全书》第23册，第2756页。[36] 杨儒宾：《理学的仁说》，《从五经到新五经》，第147页。

然而，前辈学者虽然对其有所讨论，但并没有对这一命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其理论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③]，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11] 李翱：《复性书》（上），《李翱集》卷2，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页。

对朱子而言，万物得这生气方生 [33]，正是因为充盈、弥漫于天地之间的气都是内在地具有生生之意的生气，这个世界才是一个生机勃勃而又生生不息的世界。向世陵即指出：‘性即理……是整个程朱道学最突出的标识 [②]。

 江求流，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48] 朱熹：《四书或问》，《全书》第6册，第615页。